红军在松桃(续1)
二 、 松桃境内红色政权的建立及土地革命
1 、 喜迎红军
一九三四年春,红三军浩浩荡荡向松桃挺进。古历四月二十三日,正是甘龙河畔杜鹃盛开之际,贺龙同志率领的红军队伍,从四川酉阳县南腰界、龙池、唐家溪一带开进了松桃县甘龙区。一支部队由岭岭坡进入田坝、浑泉、老木树、鱼泉口、甘龙口;另一支部队由甘河沟到达张家湾、坝木、天堂、板环山、黄泥堡、五官坝、火烧桥、钟鼓坡、大棚坳;还有一支部队由野鸡洞伸向平会、土溪、下麻阳、中麻阳、陡坎子、麻阳、严家坡等地。村村寨寨扎满了红军,人欢马叫,歌声四起,松桃这块土地上第一次升起了无产阶级革命的红旗。
但是,人民群众对红军的了解,经过了一段曲折的过程。红军到达之前,国民党发动派散布谣言,胡说什么:红军个个“青面獠牙”、“杀人防火”,使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闻讯远去他乡,上山躲藏。一些恶霸劣绅,乘机诱骗和胁迫群众为其修碉筑围,企图与红军对抗。
伪区长胡兴魁有一支百多人的反动武装,一贯横行乡里,滩捐派款,勒索钱财,杀人放火,无恶不作。当红军即将到来之际,他们深感末日来临,便丧心病狂地搜刮群众,买抢购弹囤积于马脑洞,并构筑工事,妄图与红军较量。胡兴魁这个杀人成性的地头蛇,素与尼姑赵玉兰私通。他深怕人民群众跟随红军闹翻身,便通过赵玉兰利用迷信造谣言说;“远来的红军是水,水是要流走的”、“红军是恶魔、妖怪、成不了气候,大家不要上红军的圈套......”。农民群众听了这些欺骗宣传,不敢与红军接触。红军入黔之初,对这种情况有所准备,战士们个个都是宣传员。政治工作人员提着石灰桶,拿着刷子,在村头地角、大街小巷写满了标语:“打倒胡兴魁!”“打倒土豪劣绅!”“穷人团结起来,打土豪、分田地、分粮食、分衣服、闹翻身!”“红军是穷人的军队!”“红军为穷人得到土地、
粮食、太平而战!”与此同时,红军于农历六月十九日消灭了马脑洞的敌人,解放了胁迫进洞的穷苦农民,揭露了披着宗教外衣而顽固地与红军为敌的赵玉兰,搬掉了压在群众头上的石头,消除了群众的顾虑。群众眼见红军不进老百姓房间,说话和气,买卖公平,给群众跳水扫地,送给穷人粮食和衣服,还帮助被欺骗或胁迫外逃的群众喂鸡喂猪,和穷人亲如一家。小溪农民胡老玉感叹说:“砍脑壳的国民党说红军要强奸妇女、杀人抢掳、抓兵拉夫,全是假话。”大坪的胡弥祯,看到红军的言行举动,佩服的说:“原先以为凡是军队都是老鸦一般黑,谁知红军和白军完全不一样。”红军送给大面坡现口无粮的冉大娘一床棉絮和一升大米,冉大娘感动得流出了热泪,拉住红军的手说:“我活到五十多岁,从来没有见到你们这样好的军队;我只见国民党的兵打杀百姓抢东西;红军真好啊!”马马溪冉启珍出门时放在柜子里的钱米没有锁,回到家来看到已经住满了红军,心想“这下完了”。他急忙跑进家里打开柜子一看,三十吊钱分文没少,红军还热情地和他打招呼问长问短,喊他吃饭。他想:“这才真正是穷人的军队啊!要是国民党,我家这一回连一根针也难保住哇。”红军向马马溪杨银芝借了一箩米,杨银芝心想,口头说借,还不是“老虎借猪,有借无还。”可是,就在当天下午,红军扛着米来还她了。她感动得对红军说:“你们红军真是好人,以后要哪样,只要我们有的,你们只管讲”。说着,她抱出一罐青油来,硬往红军战士怀里塞。
红军的实际行动,扫除了国民党的谣言,赢得了群众的信任和支持。群众主动地把躲在外面的亲人都喊了回来。红军的活动使党的政治主张渐渐为群众所了解,越是和红军接触,群众的心里越亮堂。万众齐呼“红军是我们穷人的军队,为穷人打天下。”农民渐渐觉醒起来,要求打倒国民党政府,建立苏维埃政权,没收官僚、豪绅的土地,取消苛捐杂税,建立自己的武装。
2 、 建立苏维埃政权
枫香溪会议以后,贺龙、关向应同志从部队抽调了一百多名干部,分赴松桃、德江、沿河、印江、酉阳各县,深入发动和组织群众,开展苏维埃政权的建设工作。当时分到松桃的红军干部有李庚开、赵伯文、黄家文、从传统、姜昌之、严初茂、罗连长等十余人,分别在甘龙、麻阳、坝木、张家湾、猫山、天堂、火烧桥(永安)、钟鼓坡、五官坝、枞树岭、寨地、大面坡、黄泥堡、大土坪、岩科坝、浑泉、田坝等地开展工作,宣传革命道理,号召穷人团结起来来闹革命,贺龙同志还亲自在南腰界学校召开会议,发动建政建军。我县田坝的伍永孝、伍永魁、伍永久等人参加了这次会议。他们回寨后,立即行动,建立了苏维埃,组织了游击队,邀集群众向土豪伍永禄、田平阶进行斗争。分了他们的财务、积谷。组织起来的贫苦农民,指着土豪们说:“没想到你们也有这一天吧。”游击队除在本地开展斗争外,还常常扛着马刀、梭标到邻近乡里打土豪。如张家湾的游击队就曾到大面坡扫除了土豪劣绅王正凡的武装,捉了人,提了枪,武装了自己。随着武装斗争的开展,群众逐步发动和组织起来了,各级苏维埃政府相继成立。在短短的七、八月间,松桃已建立了一个区革命委员会和十个乡苏维埃政府。
区革命委员会于八月建立,地址先是在麻阳严家坡,后迁到天堂莫家桶子。革命委员会主席朗永章,副主席胡兴奎,游击大队长李满山。下辖十个乡苏维埃。
麻阳苏维埃政府:八月成立,设在老寨胡建发宅内。主席胡吉安,副主席胡弥才、胡弥龙,代表有刘应奎、胡弥生等九人;自卫队三十四人。所辖范围包括麻阳、老寨、严家坡、小沟、茶园沟、大树湾、陡坎子、中麻阳、费家沟、老龙息、下麻阳、邓家坳,以及印江的鸡母溪、云上、大寨、柿子坪等地。苏维埃成立后,领导群众打土豪四户,参加分土地的共二百七十九人,每人平分土地七挑,不能劳动的分三挑半。
猫山苏维埃政府:八月成立,主席罗明宏,副主席杨光勋,代表朗世西、胡建芳、胡弥桢、朗书龙、朗世云、杨通维、石麻中、八角满。黄金胜、向吹三、周兴泰、胡建然等十一人,自卫队三十二人。所辖范围包括猫山、岑扎、沙元坡、坪会、矮子沟、野鸡洞等地。苏维埃政府成立后,领导群众打土豪,参加分土地的有一千五百多人,每人平分六挑半。
坝木苏维埃政府:七月成立,设在罗春台宅内。主席陈本武,副主席罗思恩。代表有胡建鹏、罗明颢等七人;自卫队三十一人。所辖范围包括坝木、蔑稿、客店坳、客店、张家湾等地。苏维埃政府成立后,领导群众打土豪三户,参加分配土地的一千八百五十四人,每人平均分土地六挑。
天堂苏维埃政府:八月成立,设在莫饶安宅内。主席莫景明,副主席冉瑞君,代表有严老春(女)、郑全三、杜朝俊、杜山满、郑老香(女)、冉从之等七人;自卫队二十八人。所辖范围包括天堂、柜子屯、下天堂、秦家山、管坟、白族、蠢敖、新场、坂珍山等地。苏维埃政府成立后,领导群众打土豪三户,参加分土地的一千六百八十人,每人平分土地五挑。
钟鼓坡苏维埃政府:八月成立,设在田儒阶宅内。主席阮绍召,副主席杨平安,代表有梅香廷、滕代贵、田兴汉、李廷清、李兴富、郑进云、冉瑞珍等九人;自卫队三十四人。所辖范围包括钟鼓坡、土地塘、上土地塘、曾家山、汪家山、大面坡、朗树湾、黄干溪、火烧桥、坪棚、苏家沟、地稳坡、磨盘溪、笋壳岭、黄堰水、黄柏厂、郑家湾、春不坪等地。苏维埃政府成立后,领导群众打土豪五户,参加分配土地的二千一百六十五人,每人平分七挑。
黄泥堡苏维埃政府:八月成立政府设在田景树宅内,主席余昌流,副主席田景棋,代表有高春生、田应江、陈立相、柯老五、田景光、田应柏、田宪龙等九人;自卫队三十九人。所辖范围包括黄泥堡、大坪、米屯、风背岩、枞树岭、大寺堂、茶园沟、洗澡池、董家坪、庙坪等地。苏维埃政府成立后,领导群众打土豪六户,参加分配土地的一千六百一十九人,每人平分土地六挑。
五官坝苏维埃政府:八月成立,政府设在龚汉章宅内。主席龚汉章,副主席胡启高,代表有黄守才、罗四、罗发元、宋老廷、张志云、王启周、黄宗植、杨洪安等九人。所辖范围包括五官坝、屯田、五闹河坝、隘门坡、地茶、老鹰岩、泡木山、杀子坳、龙秀、大溪、山盆溪等地。
寨地苏维埃政府:八月成立,设在李吉二宅内。主席李志清,副主席冉正开,代表有罗老廷等七人;自卫队三十人。所辖范围包括寨地、大面坡、老害、猫林、桐麻园、红岩沟、五家田等地。苏维埃政府成立后,领导群众打土豪六户,参加分配土地的二千一百人,每人平分土地七挑。
浑泉苏维埃政府:七月成立,设在田景波寨内。主席田兴让,陈炳清,代表有米氏(女,陈炳清的爱人)等七人。所辖范围包括浑泉、小王江、田坝、吴溪、高家屯、李牙坡、龙塘盖等地。苏维埃政府成立后,领导群众打土豪五户。但因敌人破坏,主席被杀,没有成立自卫队和分土地。
大土坪苏维埃政府:八月成立,设在胡弥云宅内。主席朗永本,副主席杨关顺,代表有胡弥桢等七人;自卫队三十人。苏维埃政府成立后,领导群众打土豪七户,参加分配土地的一千四百七十人,每人平分六挑。
一九三四年七月二十一日,湘鄂川黔边革命军事委员会在沿河的铅厂坝,召开了黔东特区第一次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产生了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的组成共三十二人,推选了孙秀亮为主席,秦育青、陈兴国为副主席。大会还通过了《没收土地和分配土地条例》、《关于苗族问题的决议》、《扩大红军及地方武装问题的决议》等六个文件。整个黔东特区唯松桃有苗族,在严酷的战争环境里,对苗族问题进行专题研究,并作出正式决议。可见贺龙、关向应等同志执行党的民族政策何等认真,对苗族人民何等关怀,对松桃的革命问题何等重视。会后,各地对苗族问题的决议广泛宣传,“红军保护苗家功能群众”的标语醒目地书写在人群集中的村镇路口,鼓舞着苗族人民的革命斗志。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领导的松桃、沿河、德江、印江、酉阳五县的区、乡苏维埃政府,在纵横二百余里的区域内,组织十余万各族人民展开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斗争,穷苦人民当家作了主人。
3 、 革命的武装斗争
革命根据地是要用武装来开辟。创造和巩固的。红三军进入黔东,开辟黔东特区革命根据地,首先让穷人把枪杆子拿在自己手里,建立了人民自己的武装――游击队和自卫队。松桃境内的游击队的组织情况大致如下:
大土坪游击队:七月成立,队长李明许,副队长胡建然,游击队员胡弥月、胡昌山、杨通梦、三和尚、何开元、杨光其、胡弥桢、老四婆、余洪山、杨光红等,共三十余人。不久,为了扩大红军以适应整个武装斗争的需要,遂于九月将该游击队编入七师。
猫山游击队:七月成立,队长罗国周,副队长朗永定,队员朗和尚、朗金元、朗永枝、刘四光、刘老德等六十多人,后编入七师二十六团四连。
麻阳老寨游击队:七月成立,队长罗国栋,副队长胡伯四,游击队员胡宗明、胡弥杰、费玉成、邓中福、刘应奎、胡毛二等二十多人。后来,和老寨、严家坡、陡坎子、小沟、麻阳街上等地的人民武装一道编入七师二十六团四连。
张家湾游击队:七月成立,队长陈本珪,副队长陈本信,队员陈显棋、陈显进、陈显秀、陈显才、陈本茂等六十多人,后编入七师二十六团四连。
天堂游击队:七月成立,队长先是莫顺江,因其反水,被红军在滕田捉杀。陈文轩继任队长,副队长郑永昌,游击队员何永坤、郑世耀、李维忠、冉隆昌、冉隆先、莫么六、莫景郎等五十四人,后编入七师二十六团。
寨地游击队:七月成立,队长罗名贵,副队长李首芬、冉从金,游击队员冉瑞平、罗老廷、罗树挺、冉隆海、冉从先、熊应高等七十六人。队部设在李家祠堂。
田坝游击队:队长伍永孝,副队长田庆凤,游击队员伍永义、严天云、廖湘廷、伍永魁、赵世明、涂明亮等四十七人,后编入黔东独立师。
坝木游击队:七月成立,队长田应孟,副队长田应坤,游击队员罗有芳、罗明和、罗明杜、罗明龙、罗明进、胡建文等三十余人,后编入川黔边独立团。
钟鼓坡游击队:七月底成立,队长田应孟,副队长田应坤,游击队员梅应德、田景前、易玉恩、陈超廷、田应贵、田景光等四十二人。后与印江的瓦家、大田游击队合编为一个中队,队长陈发荣牺牲后,陈发煜继任队长,共四十余人。设三个分队:一分队包括前寨、吴家村、交坪的人民武装;二分队包括篾稿、坝木的人民武装;三分队包括麻阳等地的人民武装。后来三个分队一起拨给黔东纵队。
黄泥堡游击队:队长陈华富,副队长陈树南,队员陈代学、余敦国、杨华同、田景棋、杨昌明、孟光才等二十八人。后编入川黔边独立团。
鸣柯游击队:八月成立,队长彭学枝,副队长胡正达,游击队员黄太清、黄老毛等一百余人,分三个中队:第一中队长胡成连,第二中队长钟世奏,第三中队长杨志清。该游击队包括岩科坝、克习坡、化稿坪、喻家沟、杨家沟、晏家山、邱桥堡、祈板沟、何家铺、望排、赵家沟、枣子坪、官庄、红石坂、移家寨、凯梭、场溪、地稳等地的人民武装。
土溪游击队:七月成立,队长黄福胜(因与伪营长欧松廷勾结,又因贪污大烟等物,被红军处决),队员有黄才胜、黄树清、黄作清、黄玉胜、刘老四、刘老德、杨大顺等六十人,后编入川黔边独立团。
关子门游击队(这个游击队是川黔边的施家、天台、关子门、陆坪等地的人民武装合并组成),队长符公荣。队员熊家向、易志友、易茂堂、易茂成、易志芳、彭立昌等四十余人。后编入川黔边独立团。
游击队成立后,站岗放哨,盘查顽敌的破坏行动,为红军送信报告敌情,在配合红军作战及保卫红色政权的斗争中,发挥了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张家湾游击队在队长陈本珪的带领下,成立的第一天就扛起梭标、马刀,夜袭大面坡,提了大土豪冉瑞榜和桐麻园王正凡的枪,没收了他们的财产。田坝游击队刚刚成立,在队长伍永孝的带领导下,马上行动起来,提了土豪田应阶的枪,分了他家的财物。游击队在配合红军的作战中,驰骋黔东特区的各个战场,前后参加了二十多次战斗。在任家寨、梨子水、核桃三湾、龙池、板溪、龙黄滩、容溪、龙凤坝、冷水溪、平洞口、衫树坳、凯梭、烂泥坳、红石板、苦竹坝、晓景、和平场、大坝场、马闹洞、护国寺等地,与地主武装及湘川黔三省军阀黎刚、柏辉章、杨绍卓、周矮子、杨昌时、王家烈、达凤刚、姜兴尧、张云开、张云梯、张洪飞等敌人进行过激烈的战斗。特别是枫香溪、木黄和淇滩战斗打得非常出色。木黄战役,贺龙同志亲自指挥,命令游击队长伍永孝率领十几个人的马刀队主攻,其余队员从两侧佯攻配合,伍永孝乘敌方机枪换梭子的间隙,领着马刀队一跃冲入敌群,杀得敌人血肉横飞,阵脚大乱,为整个战役的胜利立了功,受到贺龙同志的夸奖。这些游击队,后来分别编入红七师、九师、川黔边独立团编入黔东独立师,成为补充和扩大红军队伍的重要后备人员。
4 、 土地革命
区、乡苏维埃政府相继成立以后,根据中华苏维埃土地法和黔东特区第一次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关于《没收土地和分配土地条例》,以乡为单位,把没收的土地,加上农民现有的土地,以人口的总数除以土地的总数,求得平均分地的数字,按此将土地分给农民。如邓家坳邓中福家七口人,平均每人应有土地七挑,减去他原有的土地四十挑,就分给他家九挑面积的土地。凡参加分地的人,到田里插牌定桩、当时谷子未打,谁分得谁收,农民群众从打土豪中可以得到看得见的物质利益,所以打土豪分田地的热情很高。全县打土豪一百九十六户,除浑泉苏维埃政府被敌人破坏土地革命运动受挫外,其余九个乡苏维埃所属区域,共没收了官僚、土豪的土地九万四千七百五十四挑,分给无地少地的农民,同时没收和分了他们全部的封建财产,初步满足了农民的经济要求。甘龙地区当时流传着这样一首民谣:“贺龙来得好,红军来撑腰;穷人把家当,土地回家了;豪绅在躲藏,穷人在欢笑……。”这首民歌,充分反映了当时得到土地的农民的喜悦心情。
当时,进行土地革命的各项具体政策,基本上是正确的。只是“地主不分田”一项,显然是受了“左”倾路线的影响。从效果来看,采取这种过火的做法,不利于分化瓦解敌人堡垒,不利于争取中间派,而在政治上给自己带来被动。在那恶劣的战争环境,党和红军利用短暂的战斗间隙,领导农民解决土地问题,在中国革命史上记下了光辉的一页。上述问题,只不过是具体政策上的个别缺点,它丝毫无损于土地革命的历史意义和深远影响。